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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作者|张昊苏,网易历史专栏作者,文史爱好者。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  中国向来有“诗国”之称,在传统文学中,诗词创作的数量极为丰富,又多有脍炙人口的名篇,堪称中国古典文学的冠冕。相形之下,叙事文学,特别是白话长篇小说的地位就比较低下了。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开始,就对小说家言有“街谈巷语,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”的批评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,从事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创作几乎成了一件见不得人的事,作家和读者都遮遮掩掩,生怕这种文学形式影响自己一生的清白名誉。因此,古代的小说创作成就远不及诗词,这是可以预料的。

  明清两代是白话长篇小说的极盛时期,但令人耳熟能详的,也就是“四大奇书”、“六大名著”而已,数量实在是不够多。如果放眼世界,以西方顶级小说的成就来衡量的话,只有《红楼梦》、《金瓶梅》两书较能入西方“法眼”,其他的几乎都在世界文学史上地位不高,没有产生特别的影响。

  然而,除了这几部公认的名著外,中国古代白话长篇小说之林中,也实在是有过一些产生过世界级影响的“遗珠”。

  公元1827年1月31日,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在一次著名的对话中提到,自己正在读一部来自中国的长篇小说。他的读后感是这样的:

  中国人在思想、行为和情感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,只是在他们那里一切比我们这里更明朗、更纯洁,也更合乎道德。在他们那里,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,平易近人的……

  (小说)还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。正是这种在一切方面保持严格的节制,使得中国维持到几千年之久,而且还会长存下去。(《歌德谈话录》,朱光潜译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8年版,第110页。)

  在歌德所读的这部小说中,他看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、礼仪与秩序;看到了典雅富丽的遣词造句与优美静谧的景物描写。他将其看作中国文学的代表作,认为应该注意这部书的文学成就,将之纳入到“世界文学”的体系中来。

  歌德的阅读和评述绝非偶然。在他这番论断的一百多年前,这部中国小说就已经被翻译成为英文,后来又被转译为德、法、荷等多种语言,据统计现在共有西文译本二十六种,乃是当时欧洲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的重要窗口。此书的英文译稿成于1719年。1761年,托马斯·帕西(他后来成为英国圣公会大主教)在伦敦刊行了小说的英文版,并作了丰富的注解,详细介绍小说中表现的中国道德秩序。1769年,歌德在与作家席勒的通信中提到了此书。与歌德齐名的席勒本想重新翻译此书,最终却不知道为什么中辍了。1815年,歌德还曾当众朗读过这部小说,在座的听众包括《格林童话》的作者威廉·格林等人。

  有趣的是,假若纯就文学成就而言,尝试给中国白话小说排一番座次的话,这部小说远不能与四大名著相提并论,至多只能在“才子佳人”组别中列为二流;但若从其世界影响来看,说他应该坐第一把交椅也不为过——这是首部翻译为欧洲语言的中国小说。

  这部小说既然曾经“为国争光”,自然应对其内容和价值做一番介绍,以为古代白话小说再多增添一分光彩。

  这部小说叫做《好逑传》,乃取《诗经·关雎》篇中“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之意;又名《侠义风月传》,点明“侠义”与“风月”正是本书眼目。全书十八回,作者不详谁氏,署笔名为“名教中人”,又揭示了道学先生旨在教化的立场。从各方面考察,大概是清康熙年间的著作,梓行不久便被传译到欧洲。

  小说是写铁中玉与水冰心的爱情故事。铁中玉是御史铁英之子,为人有侠烈之风,曾因闯入侯府,救出被大夬(夬,读作怪)侯强抢的民女韩氏一家,昭雪了铁英的冤案,因此名动京城。水冰心家住山东历城,是被充军的兵部侍郎水居一之女,其叔水运欲夺家产,与大学士之子过其祖同谋强娶水冰心。几番图谋,都被聪慧勇敢的水冰心用计挫败;此时铁中玉游学到此,仗义相救,却遭过其祖投毒而病倒。水冰心将铁中玉救到家中调养,两人在共度患难的过程中互敬互爱,暗生情愫,但虽在暗室,仍克己复礼,绝不涉及私情。后来铁中玉保举将被处斩的大将侯孝,侯孝戴罪立功后,水居一的冤情也得以洗雪。水居一复职之后,与铁英商定铁中玉与水冰心两人结婚。但铁中玉与水冰心却坚持反对成亲,后来虽然成婚,却不处一室,未共衾枕。过学士多次设计抢婚不成,怀恨在心,又唆使御史诬告二人先奸后娶,有伤风化。经过调查,验明两人守礼不苟,水冰心仍是处女,于是诬告的奸党均被责罚,铁中玉、水冰心二人奉旨成婚。

  《好逑传》的故事结构并不复杂,大抵是按照才子佳人小说的“惯用套路”来写,不过是——偶然相遇而钟情——因小人播弄而离散——驱除反对势力修成团圆正果——的三部曲。人物形象和情节塑造上略有创新,所谓“既美且才,美而又侠”(第十八回),乃是在才子佳人恋爱婚姻的主题上增入了仗义行侠的情节,超过那些满纸诗词唱和的熟俗滥调。不过,《好逑传》的主要成就还不在于此,实在于其中对伦理道德、行为规范的描写与评价。其中有一些较为特异的做法,引起了后来读者的争鸣与反思。

 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,这做法可算得上“矫情”:

  铁中玉、水冰心在危难之际行权,不避嫌疑,同处一室;但到了危机解除之后,互有情愫的两人却“宁失闺阁之佳偶,不敢做名教之罪人”(第十四回),坚拒结婚。明明已有父母之命,两人也只结成“形婚”,以朋友之道相处,并不行夫妻之实。直到皇帝下旨表彰赐婚,两人才真正完婚。——若是除去最后开了“金手指”的大团圆描写,那么作者的态度则是认为“夫妇为名,朋友为实”乃是最佳选择。

  这种男女之间的矜持与礼节,实在让不能进入当时语境的读者费解。帕西的注本中就讽刺这是“矫揉造作”“诡诈”,当代的小说史也顺着这思路批评其为“情的扭曲、变形”。所谓情欲、所谓贞操,在《好逑传》中似乎被推到了极端的地步,不得不完全服从于道德秩序。

  然而,这番批评虽然有一定道理,却并不切中《好逑传》的核心话题。比《好逑传》稍晚的《儒林外史》中描写了迂腐的秀才王玉辉,他怂恿女儿以死殉节,并在女儿死后大笑“死的好!死的好!”——王玉辉并非坏人,他想起女儿的死,会“心里哽咽,热泪直滚出来”,只是他认为殉节绝食而死合乎儒教纲常,认为女儿死后“而今已是成仙了”,因此方有此举。这种为了名教而殉节的行为,才是迂腐而虚伪的行为。

  《好逑传》中实在写了不少“权宜之计”,铁中玉、水冰心两人都采用了许多涉嫌颠覆封建等级秩序的计谋,在危急中更是夜谈同处——这种行为在古代几乎可等同于偷情通奸。而作者不但不以为非,反而引经据典证明其合乎儒家道德规范,称许“坐怀也是真名教”“只要自家血性上打得过,不必定做腐儒腔调”。这“真名教”显然与王玉辉式的名教大为迥异。只是到了危机解除之后,两人才转而拒绝“舍经行权”,以表示个人道德的白璧无瑕,也再不提什么“圣人制礼……原不曾缚束君子”(第六回)一类的话了。

  因而,《好逑传》的核心话题应该是危难与日常之际的行为规范,或者说是经(基本原则)、权(灵活变通)之间的道德标准。危难中可以行权,自然没什么可批评的;而对危难解除之后是否仍可顺应行权,《好逑传》中给出了自己的解释,并反复加以论说:

  始之无苟且,赖终之不婚姻,方明白到底。若到底成全,则始之不苟且,谁则信之?(第八回)

  若已成义侠,而再议婚姻,不几此义侠而俱失乎?(第九回)

  但既有了这番嫌疑,莫说我不便去求他,就是他来求我,我也不便应承,有伤名教。(第十四回)

  其核心在于“嫌疑”、“谁则信之”。铁中玉、水冰心自然问心无愧,但若是借此机会成婚,不免被人怀疑早有私情,到时便难以解释了。因此核心并不在于如何控制情感,而只是在于如何得到礼教社会的信任。恰如萨特那“我看见自己是因为有人看见我”的精彩论断一样,个人行为的道德正当性只部分地来源于内心的纯粹,而更重要的则是社会之“理”的眼光与约束力。这当然绝不仅仅是简单的“以理节情”,而是提出了一个具有永恒价值的命题——道德到底应该是社会规范还是内心信念?是“论心”还是“论迹”?以笔者看来,尽管在小说中粗糙地讨论这个话题,未免不利于发挥文学描写,但这确是一个超越时代的重要话题。

  值得与《好逑传》对比讨论的,尚有时代较之略早的《金云翘传》。这部小说中的主人公王翠翘不幸沦落烟花,在时代的播弄下失节受辱。但小说作者则借追求者金重的口,认为王翠翘身辱而心不辱,出污泥而不染,实在是“较之古今贞女,不敢多让”。以笔者看,这种态度是很合乎现代观念的。但金重与王翠翘虽然结婚,终于“千般恩爱,百种欢娱,只不言云雨之事”,以避免“狭邪堕落”。按照同样的标准,这当然也是一种“矫情”了。看来,在古人的世界观中,精神上的纯洁,必须要有行为上的特定表现形式,才能自证其正当性。这当然是有些迂腐的成分,但却依然超前于时代——至少,这个话题在当下还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。而这也是《好逑传》值得今人重新阅读的一大理由。

  在1827年那次专门评论《好逑传》的对话中,歌德最后称述道“中国人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,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。”

  这评语当然是印象式的论断,说法颇有夸张,不足以引为具有学术意义的定论;但可以看出的是,白话小说虽然在中国古代文学各文体中相对“弱势”,却仍有大量《好逑传》水准的作品,这也足以为我们多增添一分文化自信了。


来源:嘉兴在线—嘉兴日报    作者:摄影 记者 冯玉坤    编辑:李源    责任编辑:胡金波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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